英国经典作家D. H. 劳伦斯一生四海漂泊，如一只无脚鸟，倔强地腾飞不停。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只回过英国四次，在祖国所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五个月，1930年他在法国旺斯病逝，死后也不曾安定，骨灰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安葬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陶斯县。作品被斥为淫秽之作遭到封禁，“一战”期间被当作间谍受到迫害，这些生活的苦难是劳伦斯游荡异乡的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认为，流浪、去不同的地方、了解世界、找寻能令他平静之物，这是他的命运。劳伦斯相信“新地方可以牵引出人身上的新鲜事物”，他希望能去有着极端气候、海拔高度与距离的地方。他寻求自然而非人造的世界，喜欢对现代文明中的机械一无所知的人，渴望接触仍保持其原始状态的风景。现在疫情还未结束，让我们跟随劳伦斯的步伐，去品味他旅行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在这趟文学之旅中，努力触摸幻想的边岸，开始与其他世界的接触。意大利是劳伦斯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的家园，而他选择加尔达湖作为他在意大利的第一个居住地，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歌德与庞德的影响。在歌德的经典游记《意大利游记》中，他满是狂想地描述了加尔达湖充满生机的美景与周围的风光：“加尔达湖及其两岸美不胜收的风景……被周围的层峦叠嶂包围着，其中隐隐约约可见无数小村庄……如镜般的湖水与临岸的美景……令我的身心焕然一新。湖的西岸，山峰不再险峻，陆地缓缓延伸入湖……任何言语都描绘不出这片人口稠密的乡间散发出的魅力。”1910年6月，庞德刚从加尔达湖畔的锡尔苗内返回伦敦，就立即告诉劳伦斯那里是“人间天堂”。实际上，从公元1世纪的卡图卢斯到19世纪的邓南遮，许多诗人都称赞过这里。1912年9月中旬，劳伦斯租了伊盖乡间大庄园的一楼，月租相当于六十六先令。从那里透过窗户便可俯瞰加尔达湖，还可以饱览巴尔多山的风光。几天后，他给爱德华·加尼特写信，称赞了这个地方，还劝他来这里旅行：“加尔尼亚诺临湖，看上去摇摇欲坠。你只能乘坐汽船到达那里，因为它的背后就是陡峭的、坚如磐石的山地丘陵，那里不通火车。我想你可以从北部的布莱西亚过去。后面山上有葡萄园、橄榄树林、柠檬园。那里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广场，意大利人喜欢聚在那里谈天说地，渔夫将他们的渔船就停靠在那附近。”这里与英国有着巨大的差异，他很快就被惊到了：自然美景，便宜的美食美酒，迷人又富有同情心的人们，紧密的家庭关系，传统的生活方式，自发的、非基督教的、原始的元素，以及自由感。此时的劳伦斯仍未完全走出枯燥的克罗伊敦，他告诉阿瑟·麦克劳德：“要是住在那里的话，人们一定会热爱意大利。那里的一切与道德无关，令灵魂自由。在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上空，就像是那里看到的灰暗天空，停驻着的是阴郁的道德审判、道德谴责、人们的保守意见构筑起的幽暗天地。意大利不进行评判。”1920年2月末，劳伦斯从卡普里搬到陶尔米纳，与加尔尼亚诺和费亚斯切利诺相比，他甚至更喜欢西西里。这个多山的三角形岛屿位于爱奥尼亚海与第勒尼安海之间，在非洲以北一百英里处。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这个地区曾遭到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腊人、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德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侵略，他们先后定居于此。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教授与塞壬》中有一段狂想式的抒情段落强调了西西里岛永恒不变的特征：因此我们说起永恒的西西里、自然的西西里；说起内布罗迪山上迷迭香的芳香，梅利利蜂蜜的味道，五月一个刮风的日子从恩纳看到的翻浪的玉米；说起锡拉库扎附近的幽居之处，还有据说六月里某些落日时分，飘荡在巴勒莫的桔子、柠檬林散发出的阵阵馨香。我们谈到可见的卡斯特拉梅海湾某些夏夜的魅力，在那里，星空映射在沉睡的海面，遗落在乳香树中的人们的灵魂迷失在天空的漩涡里，而身体紧绷又警惕，担忧着魔鬼的临近。
陶尔米纳是一个可爱的古老城镇，这里气候温和，城镇顺着山脊而建，可俯瞰山下数英里波光粼粼的大海，一所多米尼加修道院在此有着重要影响力。在他名为丰塔纳韦基亚的房子里，劳伦斯享受着“处于边缘”的感觉。他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欧洲，跨越大海到达北非或是到达地球的尽头：“我们有一套相当可爱的乡间别墅，它位于海面上绿茵茵的斜坡上，东面可以看到蔚蓝的大海，左边海对面是群山和山顶覆盖着浅雪的卡拉布里亚，在那里，（墨西拿）海峡逼近内陆。——那古老的喷泉仍活跃着，流向花园里有点像小洞穴的地方。”但很快，劳伦斯就开始挑剔这个岛屿，可同时又对它充满热情。在他为乔万尼·维尔加的小说《堂·吉苏阿多师傅》的译本所写的序中，他提到了如他在伊斯特伍德所发现的巨大差异，即一面是令人兴奋的风景，一面是令人沮丧的农民生活。“西西里，它的美深入血脉。它如此澄澈，如此美丽，如此贴近希腊的外在美。然而，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似乎那么糟糕、那么懒散、那么可鄙，他们就像是伏地爬行的甲虫。于是，你一跨出村子里那灰色、肮脏的屋墙，就会发现在太阳底下是那么美妙，陆地被大海分隔。”住在西西里岛时，他有时会向往德国凉爽的松树、绿草及潮湿的花朵，在那里，孩子们不用乞讨，生活永远不会肮脏、卑贱。1921年1月3日，劳伦斯与弗丽达从西西里岛的寒潮中搬到了气候更为寒冷的撒丁岛，在那里住了十天。劳伦斯对于前往撒丁岛旅行有着非同寻常、荒谬的冲动。他将尤利西斯当作自己的榜样，想要“从完全被限制的生活——对人类紧张氛围的恐惧、对坚持拥有机器的绝对疯狂——中获得自由”。他希望地点的改变可以引起思想的改变。他对逝去的过去怀有战前的怀旧感，被偏远的地方——那里不受文化价值的影响——所吸引，在那里，他可以深入进行“有趣的自我发现，退回、回归到旧时光里”。撒丁岛——（劳伦斯声称）“没有历史，没有年代，没有种族，没有供奉之物”——处于文明的外围。陌生、邪恶、多样的地方精神仍盛行着，与灰色、机械化的现代生活的雷同性形成对抗。劳伦斯眼中的西西里岛是这样的。墨西拿阴沉、可怕；巴勒莫多风、荒凉。船晚点，船舱里气味难闻，食物令人作呕。特拉帕尼从远处看是那么可爱，实际上却肮脏、简陋。撒丁岛上的卡利亚里“相当荒芜、相当荒凉、相当寒冷，枯黄”，还有一座极丑陋的教堂“处处表现出巴洛克和意大利烤肠风格”。南部海蚀平原充满毒气；曼达斯刺骨地寒冷，你什么也做不了：“就像小鸡一样，人们天黑就上床睡觉了。”索尔戈诺就像个沉闷的洞穴，那里的侍者极其邋遢，他的衬衫胸前还带着油污，这激怒了劳伦斯。那些骄傲的居民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在充斥着粪便的街道上放松自己。《大海与撒丁岛》是处于旅行心境中写就的随笔，书中旅行者成了受害者。他所受的苦证实了他的确经历过，也为这段充满病痛的旅途增加了英雄主义元素。当劳伦斯返回陶尔米纳时，他告诉罗莎琳德·贝恩斯：“我们去了撒丁岛，这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短暂旅行，但人们没法在那里居住，他们会觉得疲倦、沉闷。”只有旅行的强烈冲动、想要去往某个地方的冲动，才能令劳伦斯忍受撒丁岛沉闷的沧桑。1922年2月26日，劳伦斯夫妇乘坐“奥斯特里号”从那不勒斯行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在那里，劳伦斯看到“西奈山像多年前一柄浸着血的复仇短剑，那么锋利，那么清晰可辨，露出陈旧的粉色”。他在船上翻译维尔加的作品，3月中旬抵达科伦坡。康提——位于锡兰中心地带的一座山城，在科伦坡东北约五十英里处——是亚洲最美的地方之一。那里风景壮丽，枝繁叶茂；城中心有一大片湖泊。城市由一座异域风情的寺庙主宰，据说这家寺庙里供奉着佛祖的一颗牙齿。伦纳德·伍尔夫曾担任锡兰的殖民官，他也游览过康提，游览时间上比劳伦斯早了十五年。据他说，这座城市有三万居民，到处都是白人。他对这里的氛围、风景和清晨的气候极感兴趣：“康提的一切都焕发着活力，包括空气；在太阳高高升上头顶之前，这里是那么地清凉幽雅……1907年，康提及周边地区的美景令人神魂颠倒。它地处中端，下面是乡间，上面是山峦，这里有着最宜人的气候和最佳的风景。那片大湖是城市欧洲人聚居地的中心，它位于山谷之中，四周是缓缓升起的群山。”他这次旅行经历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佛牙节庆典。佛祖的圣牙被请出庙宇，放置在一头大象的背上。大象驮着它进行一场缤纷的游行，游行队伍后面是聚集的人群，他们蜂拥至康提庆祝这个节日。年轻的威尔士王子（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三世、温莎公爵）当时正对锡兰进行正式访问，是庆典的贵宾。但劳伦斯告诉他姐姐埃米莉，王子似乎疲惫不堪、受了惊，整个庆典中几乎都在睡觉：我们晚上下山参加佛牙节——王子刚好在我们对面。可怜的小伙子，他那么瘦、那么紧张，焦虑不安，看上去似乎疲惫不堪，打退堂鼓。这也难怪，他在一群孩子中被当成玩偶一般纠缠不休。一个女人向他扔了一束花，几乎吓了他一大跳。
但佛牙节真是太精彩了。晚上，燃烧着的椰子树火把冒着熊熊烈火，数头大象披着华丽的装饰，大约有一百头；舞者拿着手鼓与风笛，半裸着身体，戴着各式珠宝；康提人的首领穿着他们的华服；越来越多的舞者、越来越多的大象、越来越多的首领，更多的舞者，那么狂热、怪异，非常迷人，在炎热、无风、满是星辰的夜晚，随着火把的光起伏着。之后，湖边有烟花燃放，成千上万的当地人聚集在这里，当烟花燃爆在夜空，照亮暗夜里挤满岸边的成千上万张面庞和白色的裹头巾时，这看上去就像是个奇异的梦。
佛牙节过后仅两周，他（像当时在缅甸服役的乔治·奥威尔一样）就对“佛教主义蒙昧的深层本质”及无法忍受的酷热、满口恭维的人群、令人作呕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的丛林、鸟兽的尖叫声、邋遢的和尚、俗丽的寺庙感到反感：这里热得可怕——我讨厌热带气候。这里很美，那种葱翠的、杂乱的、拖曳的、肮脏的美。当地人也相当好看，深肤色，身形挺立。但所有这一切就是让我不舒服……三十六年来，我感觉到的身体内部的疼痛远不如这三个星期给我的多——我要离开……
东方并没有让我有任何收获。它无骨般的柔和，热带雨林带来的浓密、窒息之感，棕榈树的金属感，鸟类及人类发出的可怕噪音——他们撞击、敲击的声音，发出的嘎嘎声、噼啪声，一整天都响个不停，而且整个晚上还有他们操作小型器械发出的声响；那些气味令我作呕：椰子树、椰棕、椰油始终散发着的令人讨厌的气味，那种热带的甘甜味，让我感到了血液、热血、薄汗的微微刺鼻味，那些令人恶心的热带水果中的血和汗的淡淡气味；那些和尚邋遢的脸孔和肮脏的黄袍，还有那些如俗里俗气的洞穴般的寺庙——这一切就是我认识的锡兰，这一切都令我无法忍受。
从珀斯前往悉尼的航行中，劳伦斯给科特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写于1922年5月20日的信中，劳伦斯称赞了珀斯的自然风光，描述了澳大利亚乡下人的思维局限：“我们在西澳大利亚停留了两个星期——奇异的土地、绝妙的蓝天、洁净的空气，纯净、不染尘嚣。然后就是那无穷无尽的古老‘灌林’——主要是桉树，相当稀稀落落地散布着，像是一片稀疏的树林，但树木的周围是那种充满生机的灌木丛，像一片长着树木的旷野。这里的人非常友好，但很迟钝，就好像他们不愿意进行下一步，似乎对他们来说，一切都非他们能力所及。”劳伦斯在其主张独裁主义的阶段不喜欢澳大利亚（还有美国）的典型特征：强势的亲切随和、随随便便的态度，摒弃阶级差异，藐视权威。在6月中旬写给他的妻姐埃尔丝的一封信中，他描述了这个组织相当松散的城镇，谴责了其盛行的政治观点：这个小镇就只是些稀稀拉拉的平房组成的，大部分是有着瓦楞状铁屋顶的木房子，还有一些相当好的商店——“零售商店”。小镇背离大海。这里没有人愿意太靠近大海，只有我们住在海边。离海边大约两英里的内陆有一座像一堵墙一样的雄伟绵长的山，山脉面朝大海，一直绵延到海岸边。这个小镇因为桉树而呈现暗灰色，还有一些小型煤矿。这里的人大部分是煤矿工人，所以在这里我感到很习惯。小镇本身——他们这里从不说村庄——完全杂乱无章，非常新，街道都没有铺石砖，教堂是木质结构建筑。它的新是令人愉悦的部分。它给人的感觉是那么自由。虽然此时是隆冬，下个星期会有一年里最短的白日，但这里的每一天都像我们的夏季那样阳光灿烂，有阳光的日子就像我们六月里那么热。但夜晚很冷……
这是我曾待过的最民主的地方。我越是看到其民主越是不喜欢它。一切都被归结为庸俗的工资与价格、电灯与盥洗室，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你从来都不知道任何东西是如此微不足道……就像这里的生活那样。
劳伦斯从1922年9月至1925年9月在新墨西哥生活了二十二个月——其间有三次前往墨西哥旅行。对劳伦斯来说，山脉与沙漠的原始美以及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世界的最好方面，似乎为欧美的机械文明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替代品：我认为新墨西哥是我所有过的不同于外部世界的最好体验。它当然永远改变了我……我看到明媚的早晨的骄阳高高升起在圣达菲的沙漠上空，我的灵魂静止了，我开始注目……在新墨西哥瑰丽、狂热的早晨，人们突然醒来，灵魂中崭新的部分突然觉醒，旧世界让位给了新世界。
劳伦斯对墨西哥的第一印象良好。这里气候温暖宜人，氛围与那不勒斯很像，自由而惬意，这里的人是人而非机器。但在墨西哥印第安土著阿兹特克人令人恐怖的雕刻品中，他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残酷、可怖的精神。墨西哥城是座混杂的城市，融合了美洲现代主义与城市贫民窟。乡间更吸引人，但被新近的一次次革命损毁的房屋和大庄园破坏了。劳伦斯对待墨西哥的态度一直都很矛盾：他爱它又厌憎它，他计划买票回欧洲，之后又改变了想法。他认为，这个国家一半文明化、一半野蛮；这里的人民温和、诚实，但内在疏远、野蛮。他用两个具有洞察力的句子洞悉了这个国家沉郁、麻木的本质：“墨西哥总体而言相当沉重，就好像它几乎没有站起来、活下去的精力……这国家的灵魂愠怒，好转不了。”劳伦斯在各个不同时期所经历的地方——佛罗里达的橙林、安第斯山脉的东坡、南海诸岛、希腊的群岛，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是他希望能就此安定下来的。他不断寻找适合建立他理想的共同体——拉纳尼姆——的地方，以避开腐朽的社会，并使之成为新社会的核心。拉纳尼姆的想法植根于他童年时的梦想：在诺丁汉公园拥有一座大房子，供他的母亲和所有他喜欢的人居住。这一想法一直存在于他后来的梦想中：与几个好友乘坐自己的船——一个漂流的乌托邦——逃向大海。劳伦斯的大部分朋友（包括罗素）都曾在不同时期被指定为这个共同体的合适人选。与诺亚一样，劳伦斯计划领导选民——选民们的善与当代的恶形成了鲜明对比——获得救赎。劳伦斯感到苦恼，这不仅因为实施他的空想计划存在困难，也因为他想要建立的社会与他从事创作所想要的独处之间存在冲突。后来，他遗憾自己一生都处于孤独状态，并且说：“我非常愿意通过某件事而与某些物、与少部分的人之间产生联系。至于任何重要之事，我一直都是独自一人在对付，我很后悔这一点。”但在《亚伦的手杖》中，他声称自己“独自一人，选择独自一人，因为人就其本性而言就是孤独的”。战争末期，他对他所认定的追随者不再抱有幻想。他告诉马克·格特勒，他渴望继续他原先的那种无根、孤单的生活：“我不想与任何人采取一致行动。我想独自或是与弗丽达一起，就像那种吉卜赛式的生活，没有房屋、没有地域的限制、没有家、没有土地，就只是搬家、离开。”